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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研究》| 林昱君:桑德拉·哈丁的立场论:一种文化多元性的认识论
发布时间:2023-11-27 作者:CSMD 来源:CSMD

由海燕策略线路1、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海燕策略线路1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六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桑德拉·哈丁的立场论:一种文化多元性的认识论》,作者林昱君。

 

桑德拉·哈丁的立场论:一种文化多元性的认识论

林昱君

摘 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立场论得到女性主义研究者的大力推动,并对科学研究、社会认知和权力关系产生影响。作为立场论的代表学者,桑德拉·哈丁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诠释与拓展。哈丁的立场论不仅立足女性主义立场,还聚焦于种族、社会阶级、文化、经济地位等社会立场。哈丁将女性和少数群体的经验看作知识的来源之一,强调边缘群体的独特视角与经验对知识生产、理解世界的价值与意义,也为批判和发展西方主流科学认识论提供了理论资源。本文梳理了哈丁立场论的理论源起;诠释了哈丁立场论的理论架构及主要观点;在阐明立场论与强纲领理论、交叉性理论、边缘人理论和共文化交际理论关联性的基础上,探讨了哈丁的立场论对国际关系理论、跨学科研究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贡献及受到的具有本质主义与相对主义倾向的质疑,由此指出,哈丁的立场论不仅是一种女性主义认识论,还是一种文化多元性的认识论。

关键词

桑德拉·哈丁;立场论;女性主义;文化多元;认识论

立场论(Standpoint Theory)是一种认识论,是对知识生产与权力行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批判的理论。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在1986年发表的《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中对立场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诠释与拓展。哈丁以女性生活经验为出发点,继而将研究视野拓展到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经验价值,强调他们独特社会体验的重要性。然而,女性主义学者对立场论多有发扬和传播,哈丁的立场论也更多地被理解为女性主义认识论,其对边缘群体社会经验的讨论往往被忽视。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哈丁立场论的理论溯源、理论框架、与其他理论的关联及其理论贡献,阐明哈丁的立场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多元性的认识论。

一、理论溯源

“立场论”这一概念最早要追溯到1807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对奴隶和奴隶主之间不同立场的研究。黑格尔认为,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是人的从属关系,他们各自所属的群体影响他们接受知识和获取力量的方式。任何社会只要存在阶级和从属关系,观察社会的视角就不仅局限于一种。不同的权力关系导致奴隶和奴隶主都以各自代表的社会群体的视角来观察社会。随后,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中,马克思(Karl Marx)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随着封建等级制度的逐渐瓦解,劳动力变成了雇佣劳动力,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阶级体系。这种新型生产模式中的生活现实塑造了其中个体的思想意识,而以特定方式从事生产活动的个体可能会进入特定的社会和政治关系。

卢卡奇(Georg Lukacs)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对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本质的思考。卢卡奇指出,资产阶级对自身所处的位置和现状十分满意,阶级利益将他们禁锢在“自己掌控一切”的想法之中;与之相反,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可以突破禁锢并意识到劳动者的社会本质。资产阶级无须了解无产阶级的生活经验,是无产阶级的剥削者,但无产阶级为了生存,既要经历自我生活体验,掌握生产过程,创造社会利润,还要明白资产阶级当权者的想法。因此,无产阶级的社会体验使其也具备了认知社会的潜能。无产阶级立场不仅具有颠覆现有结构的潜力,还有带来变革的独特能力。这种对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式理解也就与黑格尔提出的奴隶观察视角与自我意识相呼应。

20世纪70年代起,立场论进一步发展。南希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阿莉森贾格尔(Alisson Jaggar)、桑德拉哈丁、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希拉里罗斯(Hilary Rose)、多罗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简弗拉克斯(Jane Flax)等女性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对立场论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挖掘。女性主义立场论批判了传统的、女性性别缺位的和以男性视角观念建构的科学,对传统认识论提出了质疑。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影响,女性主义立场聚焦于女性与男性境遇之间的差异,认为知识处于特定社会情境并反映该社会情境中的价值与权力关系。女性主义立场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即无产阶级掌握生产过程,处于商品生产体系中心,其视角可以为社会生产提供知识和经验。妇女从事的工作包含家务劳动、生养、照顾、关怀等生产性人类劳动。此外,女性的社会境况跟无产阶级的相似,都处于被压迫的社会边缘。因此,女性的境遇也有利于知识生产。在众多女性主义学者中,哈丁作为代表人物,对立场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诠释与拓展。她以女性主义立场为出发点,强调其他边缘人群的生活经验的价值,力图建构一种解放的、文化多元的认识论。

二、理论架构

哈丁不仅注意到女性的生活体验的价值,更注意到边缘群体能提供独特的科学资源和认知资源的价值。社会边缘群体长期生活在偏见、压迫和不公平待遇之中,被压迫的劣势地位使他们有动力摆脱被主流社会固化的认知,提出不同于主流社会群体的认知。同时,边缘群体所处的位置有助于他们观察到很多被主流社会群体所忽略的现象与经验,帮助他们理解严苛的压迫制度的产生方式和维系方式。哈丁立场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认识上的特权、情境化知识、在局内的局外人和强客观性。

(一)认识上的特权

哈丁认为,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具有认识上的特权(Epistemic Privilege)。这种边缘群体拥有认识上的特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主奴辩证关系和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辩证关系。黑格尔的主奴辩证关系指出,从奴隶主的角度看,奴隶只是他们的附属品,不能算是完整的人,但奴隶的生活具有完全的主观能动性,他们是有自己所思、所想、所为的独立个体;此外,奴隶主对奴隶的劳动过程充耳不闻,只会坐享其成,拥有对奴隶的掌控权。独享一切导致奴隶主缺乏改变的动机,而备受剥削的奴隶却拥有抵抗和斗争的潜在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关系发展成了无产阶级立场理论,卢卡奇则对无产阶级立场的认识特权进行了诠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坐拥一切、风光无限,通过剥削劳动者即可获得财富的体验让他们缺乏思考生产过程与生产关系的动力。工人阶级掌握整个生产过程,不仅是社会秩序的参与者,还是社会利益的创造者,但他们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被压迫的生活经历使其有动力认知被资产阶级意识固态化的生产关系。不断积累的认知进而转变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工人阶级从而在认识上处于有利的位置。

女性主义者以性别为立足点,强调女性在认识上的有利地位。哈丁则将其拓展到边缘群体的认识上的特权。在等级分明的社会中,主流群体通常是社会权力与资本的受益者,他们缺乏批判产生压迫的社会制度的动力。边缘群体,即“长久以来被排除在知识生产过程之外的人群”,如女性、有色人种、残疾人、同性恋者、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者、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其他处于中心文化之外的人,长期处于社会边缘位置,日复一日地感受着压迫,因此更有动力去揭示社会现实。他们的日常活动和生活经验通常与社会基础的生产关系挂钩,这不仅有助于其洞察到自然秩序和社会的运行方式,还促使其产生有别于主流群体的见解,他们也能基于真实的经验与自我观察,为知识生产提供不同的认识视角。换言之,边缘群体由于长期被社会主流群体忽视,不仅具备摆脱被意识形态固化了的知识的动力,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采取行动,还更有可能从自我经验角度看待他人,观察到被忽略的现象与经验,形成对现实的深刻认知。值得注意的是,哈丁强调的认识上的特权具有非完全排他性。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获得边缘人的立场,不一定必须成为边缘人群中的一员。比如,黑格尔从奴隶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主奴辩证关系,但他本人并不是奴隶。同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非无产阶级出身,但也能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深入阐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辩证关系。

(二)情境化知识

哈丁认为,任何知识都建立在具体的人类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都具有社会情境性。知识依赖于社会情境。任何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人类生活经验都可以产生具体的、特定的科学资源和认识资源。知识之所以是情境化的,是由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共同造成的。首先,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背后的个人原因主要包括认知者所在的社会情境、认知者与认知对象之间的关系、认知风格等。受所在社会处境的影响,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的关系不同,知识也不一样。同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价值观,这导致他们关于同一对象的认知风格有所差异。因此,社会秩序中的不同性别、种族、阶级和文化背景会影响认知。在某种程度上,认知者各不相同的社会处境使他们的权力、义务、行为目的和要遵守的规范出现差异。

正是由于社会秩序中的不同性别、种族与阶级都具有各自情境化的知识,所以边缘人群对社会的认知值得被关注。受到传统认识论的影响,男性视角一般被视为客观的和中立的,而女性视角则被编码为感性的、主观的和非理性的;就种族而言,有色人种一般被标签化为非科学、非理性和落后的群体,穷人、残疾人以及其他边缘群体同理。但是,任何建立在人类生活经验基础上的知识都有其社会价值。被编码为非理性、非中立、非客观的群体的情境化知识也有利于人们探求自然世界和社会的本质。人们之所以选择从这些被认为是科学的边缘人的视角看世界,是因为这些边缘群体的视角具有主流群体不具备的特殊性与情境经验,不仅有助于理解社会体系,洞察社会运行方式,还能为知识生产提供多元和丰富的材料与观察。

(三)在局内的局外人

认识上的特权进一步引出了“在局内的局外人”(Outsider Within)这一思想。“在局内的局外人”强调阶级、性别、种族和身份之间的交叉关系,并将这些动态关系置于复杂的权力结构中,探究特权与压迫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加强的互动关系。“在局内的局外人”将立场论的内涵拓展到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

不同群体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认知对象和认知范围。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都存在“在局内的局外人”的境况。生活在上层社会的主流群体享受权力与资本带来的福祉,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且生活在岁月静好之中,是主流社会的“局内人”;他们虽然更了解权力形成的逻辑、规则的制定方式与资源的分配方式,但他们未经历边缘群体的真实生活体验,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他们同时又是“局外人”。边缘群体在主观意愿和生活经验方面都有主流群体无法超越的探究社会问题的特殊性,他们是在真实社会中生活的“局内人”;但他们的声音通常被主流群体忽视或抹去。因此,他们也是一直游离在外的“局外人”。女性、少数民族、经济实力较弱的群体等从社会关系上来讲都是边缘人,在主流社会的运作系统中不被重视。主流群体认为这些群体必须服从于他们规定的社会方案、无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实际上,与只关注并维护自身利益的主流群体的认知视角相比,无权参与社会权力系统建构的边缘群体有更大的动力去发现社会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在挑战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的知识体系的同时,提供多元的认知视角与科学资源。

(四)强客观性

客观性是科学的重要衡量指标,也是科学领域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科学一定是客观的”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观点一直存在。传统科学也试图在科学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从而保证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哈丁将此种客观性称为“弱客观性”。同时,她提出了与之相对的“强客观性”(Strong Objectivity)概念。“强客观性”可以提供一种探究问题的方法,让个体最大程度地对抗科学中的“强力政治”,即主流科学所崇尚的近乎完美的客观性以及背后隐藏的有利于男性地位的意识形态。“强客观性”认为中立性不等于客观性。保持中立性意味着与“强力政治”站在了同一方。长久以来,在传统科学界,只有少数人掌握科研方法和推理逻辑,而这种现象一直被认为是保持科学客观性的必备因素,很少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现代科学的运行机制也因此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不为人所知。这种认识论在一定程度上被主流群体利用,来维护自己的优越感和唯我独尊的地位,而哈丁的“强客观性”质疑传统认识论和科学观的客观性,力求解决传统科学观中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二元对立问题。

哈丁围绕“强客观性”提出了两种假设。首先,她认为,我们不应该只思考科学研究的外部因素,而是要将科学研究过程中涉及的诸多因素都纳入考虑范围,这样我们才更能看清楚研究对象的本质。同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验会赋予个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差异性的社会地位也会让个体拥有与之对应的知识和资源,这些都会影响个体看待问题的立场,而边缘群体的特殊经验也能被用来剖析自身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强客观性”实际上是哈丁对边缘群体进行的强力辩护。在这一理论思想框架下,哈丁首先指出不同社会群体的认识都具有局限性。主流群体凭借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只能根据自身的身份和生活经验来理解周围社会。而在种族、性别、阶级和知识水平参差分化的社会中,边缘群体凭借不同于主流社会群体的生活经验,也可以洞察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世界和社会之间的生产关系。因此,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可以为知识生产、理解世界提供独特的视角与经验,提供多元、“异质”的材料。

三、与其他理论的关联

哈丁的立场论应该被诠释为一种文化多元性的认识论还体现在它与其他具备文化多元视角的理论,如强纲领理论、交叉性理论与边缘人理论的关联方面。“强客观性”建立在“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概念的基础之上。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1976年在《知识和社会意象》(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一书中首次提到了“强纲领”这一概念。布鲁尔认为,“强纲领”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因果关系——考察对于某种知识见解产生的心理条件、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公正性——既探究成功的知识主张,也验证不成功的知识主张;对称性——同类型的解释既用于成功的知识主张,也用于不成功的知识主张;自反性——必须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强纲领”主要针对“弱”社会学而提出,“弱”社会学禁止将社会学运用到“失败”或“错误”的理论中。与之相反,“强纲领”认为,我们应该对所谓的“正确的”科学理论和“错误的”科学理论一视同仁,因为它们都是社会因素或文化条件背景下的产物。所有的人类知识,就算只存在于人类的认知中,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也必然带有某些社会文化因素。这说明,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科学理论并非静止不动,因此研究者要将科学研究中的真理与谬误、失败与成功,以及各种社会因素都纳入考量范围。在此基础上,哈丁提出了“强客观性”,成为应对传统科学研究中“弱客观性”的有力工具。由此可见,以“强纲领”为构建基础的“强客观性”强调不同知识见解产生的条件,并将文化条件囊括其中,是一种文化多元的思考视角,而不是针对性别条件的单独讨论。

此外,“在局内的局外人”揭示的阶级、种族与立场之间的交叉关系本身就具备文化多元视角。哈丁一直强调立场论的研究必须具有交叉性。交叉性理论(Theory of Intersectionality)这一术语最初由黑人女性主义批判学家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提出,她用这一术语来强调黑人女性所处的边缘地位。黑人女性在白人女性主导的女性主义运动和男性主导的种族主义运动中都处于被忽视的边缘,这强化了她们的弱势地位。交叉性理论立足种族主义视角,对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进行对比。哈丁将这一概念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突出阶级、性别、种族、性取向和残疾与否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社会中复杂的权力结构的相互作用。基于对交叉性理论的借鉴,哈丁的立场论观点有助于人们从文化多元的认识论视角来理解个体如何围绕性别、阶级、种族、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知识水平等因素构建自己的身份及自身与周围世界的关联。

哈丁将女性作为立场论的研究出发点并将理论视野拓展到重视其他边缘群体社会经验的理论构想,与跨文化传播中有关边缘群体的研究相呼应。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于1928年在考察美国芝加哥的城市生态时提出了“边缘人”(Marginal Man)的概念。“边缘人”指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却对两个世界都不熟悉的人,也就是生活在文化边缘的个体。帕克在芝加哥所做的考察是一种经验研究。一方面,他长期与芝加哥移民群体一同生活且多年参与民权运动;另一方面,他有意与移民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并未完全融入其中,这就给了他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这种经验主义认为,科学本身并不能提供真理。科学之所以是科学,离不开科学家的主体行为,而科学家对科学的诠释又无法脱离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也离不开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知识水平。哈丁立场论中“认知上的特权”与“情境化知识”的核心逻辑也类似于“边缘人”对社会展开独特观察的双重视角。

对“边缘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提出的“陌生人”(The Stranger)这一概念。西美尔认为,陌生人是漫游者,游荡在主流社会之外,并不为某个特定群体工作,也无须满足特定群体的利益,他们是更自由的人。然而,为了保证现代生活继续下去,陌生人还必须保持和培养陌生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又无法脱离主流社会的束缚。哈丁的立场论中提到的边缘群体也是如此。首先,他们在不为满足主流社会群体利益而生活的同时,不受政治权力牵绊,因此具备以多元性视角看待事物的潜能。其次,边缘群体经历的挫折和批判都是主流群体从未经历过的,而这也赋予了他们认识上的特殊性,能让他们更有动力去洞察自身以及自身和周围世界的关系。“陌生人”虽然无法融入主流文化,但为了生存又无法脱离主流社会。同理,哈丁提出的立场论观点也是如此: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无法获得主流群体的生活经验和既得利益,但生产活动的参与性又为其知识生产、理解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经验。

作为一种文化多元视角的认识论,哈丁的立场论也被应用于其他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建构中。美国传播学者马克奥尔贝(Mark Orbe)就意识到了哈丁立场论的文化多元性,并于1998年提出了关注边缘群体跨文化交际的共文化交际理论(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共文化交际理论强调,任何社会中都有各种具有独特价值观和文化的不同群体,这些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和能力相互作用,这些群体之间的交际就被称为共文化交际。共文化交际理论将非白色人种、女性、残障人士、同性恋者等社会阶层较低的边缘群体纳入研究范围,侧重于研究未受到充分代表的(underrepresented)群体与主流社会群体之间的交际活动。共文化交际理论的五个基本要素包括:每个社会都有其社会等级制度,其中某些群体的地位优于其他群体的地位;统治集团会保护并强化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主流群体主导的交际模式阻碍了非优势群体的进步;尽管不同的边缘化群体有着不同的背景,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相近的;共文化群体必须发展出独特的传播策略,才能在优势群体主导的社会中发挥作用。影响共文化交际理论传播策略的因素包括社会关系(如家庭、朋友和社会群体等)、情境、影响文化交际能力的心理和生理因素、特定行为的预期成本和收益、沟通方式,以及交际参与者想要达成的结果。由此可见,一方面,共文化交际理论强调社会优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之间的动态关系,有很明显的立场论烙印;另一方面,共文化交际理论基于压迫群体和受压迫群体实现交际目的的多元文化视角,赋予边缘群体选择特定交际方式的权力,是一种侧重文化适应和调整的跨文化传播理论。

四、对立场论的争论

哈丁的立场论不仅立足于女性主义立场,还聚焦于性别、种族、社会阶级、文化和经济地位等社会立场,将女性和少数群体的经验看作知识的来源之一,为批判与发展西方科学认识论提供了理论溯源。

(一)理论贡献

哈丁的立场论旨在解释为什么不断涌现的女性主义视角,包括边缘人群的研究有其独特价值。哈丁的立场论不仅是一种诠释性理论,也是一种给受压迫群体赋权、尊重他们的经验,并使其发展出一种反抗意识的方法。立场论吸引并鼓励世界各地的边缘群体在被主流意识框架封锁的社会中认识自身和周围世界。因此,立场论既是一部独特的思想史,也是一部有群众基础的民众史。

哈丁的理论思想及立场论观点发展了国际关系理论。首先,立场论者使用批判思维,从被社会权力系统排除在外的群体的立场出发,检验了以往的国际关系理论。立场论认为,女性长期身处政治生活边缘的经验让她们可以关注到被忽略的社会现实,从而对世界政治有区别于男性的洞察。借助边缘地位带来的独特视角,哈丁批判了那些将自己视为政策制定者的男性提出的理论,强调女性主义立场能够对世界政治的复杂现实提出与男性不同的洞见,而那些洞见同样具备价值。其次,只聚焦于国家和国际资本主义进程却不去探究让国际关系性别化的社会态度和结构的做法并不可取。性别、权力政治和国际关系密不可分,当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看似“无性化”的普遍理性,但这种“无性化”的背后隐藏着普遍理性在性别方面的非正义性,也就是对男性占有并压迫女性的冷漠与掩盖。除此之外,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的一些词汇,如强大、公正、自信、正义、保障等,属于理想化的男性特征,而女性所特有的关怀、怜爱等情感特性被打上非理性的标签,因此被排斥于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之外。然而,哈丁强调,将女性排除于政治和正义之外本身就是非正义行为。立场论思考社会权力与知识获取之间的关系,批判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带有的隐形偏见,有助于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带有多元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论,从而促进国家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带来平等公正的国际关系。

除此之外,立场论为跨学科研究指出了通向更客观之路的方向。在跨学科研究中,研究者的社会地位会影响跨学科知识共创的过程与结果,研究者的权力和控制力也会影响跨学科研究的过程与进展。哈丁揭示了主流科学研究领域的男性中心主义,批判常规科学,挑战了传统科学的权威地位。另外,“情境化知识”概念已经在科学研究领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哈丁也指出,立场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反思场所,其中的反思内容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科学实践、公民参与科学的范围,以及社会性别关系的重要性,等等。在此方面,跨学科研究很具代表性。要解决情境化知识生产的认识论挑战,就要有自反性。自反性指的是研究者要意识到自身的社会地位会影响其对某个研究对象的控制权,因此要求研究者在共同创造知识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反思,而这种自我反思或自反性也正是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实践的一贯做法,尤其以立场论中的“强客观性”为代表。这种带有立场论色彩的意识可以为跨学科研究如何实现客观性提出一个指导性框架。

最后,立场论对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更多思考视角。立场论虽然承认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但哈丁立场论的本意并不是去放大或激化这一差异,而是在这一差异的基础上作出反思,寻求包容性更高的解决策略。哈丁重视边缘人社会经验的价值,强调边缘人认识论视角的特殊性,既考虑到了文化差异,又突出了他者的意义。哈丁的立场论对多种身份的包容,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女性立场的重要性,也能让我们看到其他边缘群体立场的存在。这些观点都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立场性的思考视角。

(二)理论挑战

哈丁等女性主义研究者提出的立场论面临一定的困境与挑战。批判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学者指出,立场论具有本质主义色彩。女性主义立场论认为,只有当女性通过政治框架反思并质疑自己的生活现实时,立场才会出现。这种女性主义观点并非来自普通女性的生活,而来自相对属于特权阶级的女性的生活。这样,立场论似乎提倡的是一种单一的女性立场,女性身份也呈现出“统一性”,因而具有本质主义倾向。除此之外,立场论主张所有知识都是社会情境化知识,其中一些社会价值观会促进知识的探究和获取。这种思想容易陷入政治上较为危险的认识论相对主义。女性主义立场论没有较为全面地解释不同境遇的知识与不同立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五、结论与讨论

哈丁的立场论诞生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中,也就与女性主义有了牵扯不断的关联。而“女性主义”自19世纪末于法国产生,后在英国、美国以至世界范围内流行以来,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因此,女性主义立场论自诞生以来,在吸引诸多学者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议。但是,哈丁认为,这些争议进一步表明立场论对当代科学、哲学、文化和政治讨论作出了一定贡献。哈丁将女性主义视角拓展到社会边缘群体的立场,对边缘群体的界定超脱了生理性别的束缚,不再单纯从生理性别上区分男性立场和女性立场,而强调边缘群体的认知价值。因此,哈丁的立场论没有激进的男女性别的本质主义倾向。同时,哈丁界定边缘群体时将有色人种女性等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一并囊括其中,没有对女性身份进行统一划分,而是强调女性立场的多样性,批判者所提及的女性主义立场论中女性身份的统一性在哈丁的立场论中是否准确还有待商榷。此外,哈丁强调的情境化知识、强客观性等有关边缘群体立场的认识论,并不是要消解、毁灭以男性为主导的科学认识论,而是通过批判传统科学认识论的局限性,提供更多元的科学认识视角。

不论前人对哈丁的质疑是否准确,都无法磨灭哈丁将分析性别的视角和思维拓展到有关穷人、有色人种和其他边缘群体立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哈丁的立场论不仅仅是单一的女性主义立场,而是将性别、阶级和种族结合在一起,并提供了一种重视边缘群体立场的独特视角。哈丁强调将边缘群体的声音纳入科学和社会研究的考虑范围,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女性和边缘群体的发展问题。她强调多种视角存在的意义,呼吁人们重视边缘群体知识情境与社会经验的价值,不仅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中发声的必要性,也解释了多种认识论视角存在的必需性。哈丁的立场论是一种文化多元性的认知论,对于我们探讨文化多元性具有参考意义。在文化多元性视角下,非主流群体可以在主流文化情境中受到尊重、发出声音、得到重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哈丁立场论的愿景。哈丁的立场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剖析情境化的社会现象,也能为文化多元性带来更大的探讨空间。然而,在国内传播学领域,哈丁的立场论一直是被忽视的存在。作为一种文化多元性的认识论,哈丁的立场论应该受到国内传播学者,尤其是跨文化传播学者的关注。这不仅将拓展哈丁立场论在中国传播学视域内的评析视角,还会丰富国内传播学的理论资源库。

引用参考

林昱君.桑德拉·哈丁的立场论:一种文化多元性的认识论[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2(02):82-98.

作者信息

林昱君,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电子邮箱:xiyang092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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